黄启昌 罗安玲
1957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部分政协委员应邀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应邀的委员中有一位叫辛树帜。一见面,毛泽东就热情地握着他的手,直呼着他的名字,说他的名字取得好,并幽默地称:“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辛树帜是30多年前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曾与毛泽东共过事的同事。1919年辛树帜刚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毕业后,为筹措出国留学资金,他来到长沙,在明德中学、湖南第一师范、长郡中学等处任教。当时毛泽东也刚好在湖南第一师范,两人便成了同事。
1924年后,辛树帜赴欧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生物学。1928年回国,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在生物学、农史学等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了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农史学家和教育家。
婉谢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瑶山考察开我国大规模科学考察和生物采集之先河,以辛氏命名的动植物达20余种
辛树帜是湖南临澧人,1894年出生。出身贫苦,父母早亡,由其兄抚养长大。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他接受和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人国民党。
1927年冬,正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的辛树帜,突然接到了当时担任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副校长朱家骥发来的联名电报,约他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寄给他2000元作路费。在戴、朱的一再电催下,辛树帜踏上了回国的归途。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求之不得的显要职位,但目睹了国家科学教育落后,一心以教育和科学昌明政治、振兴祖国为己任的辛树帜,回国后婉言谢绝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委任。他牢记他的导师笛尔期斯曾告诉他的一句话—“中国的广西瑶山地区,在动植物分类学上,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决心要去填补动植分类学上的这一空白点。他向戴、朱两人说明了自己的理由:
我国地大物博,素为世界所重视。而我们的科学落后,尚没有我国人自己作的精密调查,历来所见关于中国生物之记载文献,多出自外国人之手。其中虽不乏治学之士,但也有居心巨测,为本国利益搜集资料侵略之辈,听其深入各地从事采集,丧失国家主权,实是我们莫大耻辱!今日为求我国学术之发达,查明各地物产实际情况,以供祖国开发之参考,自行着手调查,实属刻不容缓。桂省交通不便,外人尚未调查,尤为亟待考察之区。侯桂省调查完毕,然后再扩至滇、黔、蜀、湘、赣诸省……
经过一再争取,辛树帜被中山大学聘为生物系教授兼主任。1928年5月,辛树帜率领中山大学一支考察队向当时人迹罕至的广西大瑶山、大明山进发,对瑶山的动植物资源、历史、语言、民俗进行深人细致的考察,实现他多年的梦想。
在瑶山这座中国甚至世界动植物资源宝库里,辛树帜和他的考察队员们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为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了解民俗民风等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恶劣的自然环境,如险峰悬岩、恶蜂山蛭、毒蛇等,都不能阻挡他们采集动植物标本填补动植物分类学上空白的决心。同年11月,辛树帜又组队对大瑶山进行规模更大的第二次科学考察,历时3个月之久。
除瑶山地区外,考察队员的足迹还涉及贵州苗岭山脉的云雾山、斗蓬山和东部的梵净山,湖南南部的金童山,广东的北江、永昌、瑶山及海南岛等地。辛树帜和考察队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共采集动植物标本6万余个,揭开了中国南部的动植物宝藏面目,发掘出许多新属新种,其中有60多种鸟类是首次发现,最突出的是以辛氏命名的20多种动植物新属新种,如辛氏鳄蜥、辛氏鳄蜥亚科、辛氏美丽鸟、辛氏木、辛氏寄生百合、辛氏铠兰等,尤其是辛氏鳄蜥,它是广西大瑶山的特产,为爬虫类的一个孑遗目,具有极大的科学研究价值。这些发现,受到了国际动物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由辛树帜牵头的大瑶山考察,开国内大规模科学考察和生物采集之先河。这次考察,除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外,还收集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资料。著名历史学家顾颇刚先生盛赞这次调查“真是一件大功绩”。正是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中山大学建起了比较完整的动植物标本室,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从事动植物研究的专门人才,扩大了中国学术界在国际生物学界的影响。
创办西北农学院,萌发开发大西北之构想
1932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后扩充为国立编译馆,辛树帜任馆长)处长的辛树帜,与他的学生石声汉一道到陕西考察。只见大旱后的陕西,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这片曾经孕育过中华民族深厚文化的广裹的黄土地,如今却变得如此贫瘠荒凉,师生俩感慨万分,决心为祖国大西北做点有益的事情。
作为科学家的辛树帜,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改变西北贫穷落后的状况和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关键在发展农林牧业;要发展农林牧业,又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关键就在于教育是否发达。当时纵横5省区的大西北,竟没有一所高等农林院校,他因而萌发了创办一所西北农林高等院校的设想。
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焦易堂、杨虎城等的鼎力相助。这年秋天,于右任、戴季陶等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并获得通过。于是,在武功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工作很快列入议事日程,组成了由于右任、戴季陶、朱家骅、焦易堂、劭力子、杨虎城、辛树帜等15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
1936年7月,辛树帜辞去了国立编译馆馆长职务,从南京前往陕西武功张家岗(今陕西杨陵区),就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当时学校设有农艺、园艺、森林、畜牧、水利、农业经济6个系,但由于地处陕西关中偏僻农村,交通不便,条件很差,因此学校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师资问题,尤其缺乏学有专长、学识渊博的专家教授。辛树帜凭借他多年来在学术界的声望和人格魅力,抱着求才若渴的真诚态度,大肆“招兵买马”。在他的感召下,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以及留学归国的年轻学者来到了这片黄土地,其中有农业经济专家杨亦周、张德粹,水利专家李仪祉、沙玉清、余立基,物理学家祁开智,园艺专家湛克终、章君瑜、涂治,地质专家王恭睦,农学家沈学年,土壤专家周昌芸……
当年曾陪同辛树帜考察陕西的石声汉,此时刚从英国学成回国。他的研究方向是植物水分生理学,听说老师辛树帜任校长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招人,便毫不犹豫地辞谢了条件优越的上海同济大学的邀请,直奔陕西武功,投奔辛树帜摩下。后来,石声汉成为了国际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
1938年,由于时局的关系,北平大学农学院从汉中迁至陕西武功,河南农学院畜牧系从郑州迁到陕西,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称西北农学院,辛树帜改任院长。
从1932年考察陕西,到开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此过程中,辛树帜迷恋上了这块培育过中华文明的黄土地,并萌发了“开发大西北”的一整套构想。他在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的题词中写道:
《管子》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开发西北,道在其中矣。
按照他的开发思路,首先是发展教育,培养开发西北最急需的农、.林、牧业人才,以教育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林牧业,最终达到“民富”的目的。
这种开发大西北的思想,一直萦绕在辛树帜的心间。后来在筹办兰州大学时,他对开发大西北的思路更为清晰,认识进一步提高。他认为开发西北应列为国家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如在《上教育部签呈中》说:“西北诸省,这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亦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最重要之工作。”
辛树帜还认为,西北地域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如不尽快尽早开发建设,必受外人凯觑,不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要开发建设,必须“通语文,娴风俗”。这是因为“西北边疆各民族各有其悠久历史文化,今欲冶国内各族于一炉,使之团结一体融和无间,则历史之研究与文化之沟通,亦属当前切要之图”。为此,他上书教育部,建议在兰州大学文学院增设了边疆语文系,设蒙、藏、维文三组。
可以说,辛树帜是开发大西北的先驱之一。
“辛校长办学有三宝,图书、仪器、顾领老”
1939年,辛树帜因受国民党CC派排挤,被迫离开他一手创建起来的西北农学院,先后担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木局顾问、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国民参政会议第三届参政员等。后辞去各种职务,回到湖南侍奉母亲。乡居期间,积极参与省立十四中学、翊武中学和九澧中学的筹建工作,兴办家乡教育。
抗战胜利后,辛树帜重返西北,承担了筹办兰州大学的重任。1946年,他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按综合大学的模式,设立了政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根据西北发展畜牧业的有利条件,他特地上书教育部和甘肃省政府,特设了兽医院。他认为发展畜牧业和防治牲畜疾病,改良禽畜品种,对于发展西北经济,促进民族大团结大有裨益。这样，使当时的兰州大学成为包括文、理、法、医、兽五大学院，拥有26个系科的有特色的综合性大学，成为大西北的最高学府。
与陕西武功相比，兰州大学的地理位置更加偏僻，由于当时兰州并未通火车，生活条件更艰苦，因此延揽人才较之西北农学院难度更大。为此辛树帜利用自己交游广、名望高的优势,采取聘请短期讲学、客座讲授等灵活多样的办学方法,千方百计聘请许多知名教授到兰大任教。他还利用夏季兰州比较凉爽,是一个天然避暑胜地的有利条件,在暑假期间礼聘全国各地的名师到兰州大学集中讲学,使兰大一时名流云集。从1947年至1949年的3年时间,在兰州大学任教任职的著名专家教授有董爽秋、程宇启、陈时伟、段子美、顾领刚、石声汉、张舜徽、史念海、乔树民、朱炳海、郑集、杨英福等等。
在办学中,辛树帜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设备的建设,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一生嗜书,把书籍看得重于一切,很舍得花钱买书。有一次去上海,他看中了一家古旧书铺,几乎把书铺所有的书都买了下来。这些书籍,在后来他主持开创的农史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深知书籍和仪器设备对办学的重要意义,也深知兰州大学地处偏僻,得之不易,所以在还未到兰大之前,就在上海等地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带往兰州。后来更是不遗余力,不惜重金,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量采购图书,对各科重要教材以及国学基本用书,尽量多备复本,为师生们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顾领刚先生在《积石堂记》一文中盛赞辛树帜之举,称辛树帜“高瞻远瞩,知树人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广罗仪器,更竭其余力购置图书,京沪陇海道上,轮毂奔驰捆载而来者,大椟数百事。未几国民党挑起内战,陆行阻绝,又曾以飞机运之。两年之间,积书15万册,轶出他人数十年之功,卓然成西北巨藏矣”。
由此可见,辛树帜对兰州大学的图书资料建设,其功厥伟!当时兰州大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说:“辛校长办学有三宝,图书、仪器、顾领老(指以顾领刚为首的一批知名专家教授)。”
开创农史学、水土保持学，开拓农学研究新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辛树帜和全体师生一起参加护校活动,使兰州大学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豪情地投人到学习和工作之中,欣然接受共和国的重托,重返西北农学院担任院长,为发展大西北的科学教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的辛树帜,深感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意义。1952年，经他倡议，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小组。1955年，他参加农业部召开的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后，在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古农学研究室，组织有经验的教授如石声汉、夏纬英、周尧、翟允褆等，积极开展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为农业科学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在现实中的主持下，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成绩斐然，整理出数十种古籍，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专著和论文，赢得了国内外许多科学家的赞誉。由石声汉教授撰著的《齐民要术今释》和《农政全书校注》尤为注目，英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为写好《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农业卷”，曾派助手到西北农学院求教。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的日本学者西山武一称《齐民要术今释》“不仅是贾学之幸，对于两国文化交流，也起到一定积极推动作用。”
辛树帜在古农学方面的主要研究著作有《禹贡新解》、《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等。《禹贡》是我国先秦典籍中一篇论述古代地理的著作，文义深奥，历代治《禹贡》者不乏其人，著名的优清代的胡渭等人。辛树帜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以水土和贡物作为切入点，对《禹贡》重新发掘，提出了土壤、田赋、农业地理等方面的历史问题，新意迭出。他在书中高度评价古人“平治水土”的历史功绩，并结合现代农业水土保持而开展研究，为他后来从事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顾颉刚评价辛树帜的《禹贡》研究“体大思精”。
在《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这部著作中，辛树帜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最早果树栽培的成就，考证和论述了从西周到唐朝末期我国的果树栽培技术、果蔬的品类和名实关系，以充分的论据说明了我国果树栽培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在世界果树栽培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这部著作成功的考释了我国早期古文献种有关果树的基本资料，为后人从事果树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从1956年开始，辛树帜吧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到了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水土保持学这一重要领域。他认为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直接影响农业生态环境，必须加强对水土保持的研究。为此，他发起组织了“陕北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团”通过对陕北地区18个县，尤其是丘陵沟壑区的综合考察，最终形成了考察报告。1958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辛树帜就水土保持和根治黄河水患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肯定和鼓励。周总理说：“讲得不错呀！我希望在今后50年里，依靠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决水土保持问题。”这就进一步坚定了他致力于水土保持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1958年国庆前夕，辛树帜在《科学史集刊》第2集发表了《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水土保持作了有益的探索。“文革”开始后，辛树帜被赶进了“牛棚”，研究工作中断。1971年，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辛树帜，克服丧妻失友（石声汉）以及年老体弱等困难，继续为开拓中国水土保持学而顽强拼搏。为搜集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的第一手资料，1976年，已年届82岁高龄的辛树帜，毅然亲自率队前往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江西、湖北等省考察，完成了《中国水土保持学概论》这部开拓性著作。但调查归来之后的辛树帜，却因劳累卧病不起，于1977年病逝。
除学术研究外，辛树帜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他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委员，同时兼任了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任等多种职务。
